近日，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种植户王成向记者透露，他们种植的近万亩高粱几乎绝产，诸多证据指向所购的一款农药疑似有假。

　　“如何打击假农药等假农资，帮助农民群众维权呢?检察机关可针对假农药坑农害农提起公益诉讼。”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李蕊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十二条，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视为消费者，亨有相应权益。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没立的消费考协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机关可提起公益诉讼，这能让农民可以从大量诉讼工作中解脱，使维权更便捷，但这一简单有效的方法，王成却无法使用。

　　打击假农资“三大途径

　　据公安部2025年公布，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制售假种子、化肥、农药等假劣农资犯罪相关刑事案件500余起，成功侦破一批重大案件，截至9月份，针对农药非法添加隐性成

　　分等突出问题，我国立案侦办侵害农民群众和农资生产企业合法权益、危害粮食安全的相关案件200余起，有力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

　　公安机关提醒，若发现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黑土地资源及制售假劣农资等犯罪行为，可通过公安部“全国环境资源和食品

　　药品犯罪线索举报平台”及时举报。刑事手段，无疑是遭遇假农药等假农资维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李蕊表示，除刑事途径外，行政机关执法和民事诉讼也是打击假农资生产、销售的有效方式。在行政途径方面，农业综合执法推行跨区域农资执法监管协作联动机制，即便使用地非生产地或销售地，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也可启动该机制，联合生产地、销售地相关部门共同处理，打破地域限制，提高执法效率。

　　遭遇假农药的农民群众等个人，可以消费者身份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可按“退一赔三"提出赔偿诉求若购买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不足500元，按500元赔偿。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王成以其所经营的从事种植业务的公司名义购买农药并使用，因为购买、使用者不是自然人，所以不能主张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权益，但仍可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

　　行政司法观点分歧咋化解

　　王成提供的经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指定合法鉴定机构出具的《江西清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鉴定意见书》显示，检测样本含有未标注成分吡唑醚菌酯、虫螨腈等。标注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的《大城县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表明，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认定涉事农药为假农药，并对经销商做出罚没款378000元、吊销农药经营许可的处罚决定。

　　然而，11月1日，大城县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称，上述告知书是他们在接到安徽固镇县农业农村局移交的案件后，对涉案销售单位做出的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但他们依法对涉事农药同批次产品检测后认定农药无问题，遂做出撤案处理，且《告知书》并非最终行政决定，当事人可提出异议甚至行政复议。王成等人却表示对撤案处理并不知情。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明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由请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的受害人可考虑在进一步完善相关程序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打击违法行为。

　　对于法院法定流程做出的认为涉事农药含未标注成分的鉴定报告，大城县农业主管部门为何不予认可而重新鉴定?

　　王成称，大城县相关办案人员曾向他提出，该鉴定机构出具报告一段时间后，在市场监管系统显示“经营异常”，他怀疑这与农业执法部门做出撤案规定有关。

　　对此，大城县相关办案人员则表示，他们是依法做出撤案决定。并且，即便是曾对销售该款农药的商家做出“假农药”认定和相应罚没处罚的行政告知，但进过当事人的复议等行为后仍可以依法作出目前的行政决定。

　　张明表示，企业“经营异常”原因多样，只要无确凿证据证明鉴定报告效力有问题“经营异常”原则上不应该影响按司法程序出具的鉴定报告合法效力。

　　在农药“真假”认定上，行政执法单位若据此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张明建议，当事人可依法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提起行政诉讼。

　　此外，王成还寄希望于通过刑事手段解决此事。涉事农药若被认定为假农药，且与高粱大幅减产相关，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虽案涉农药总价值4.2万元不足刑事立案标准，但王成提供的法院依照司法程序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农药与作物减产有直接因果关系”。两次鉴定分别认为农药与作物减产的参与度为72.9%和68.16%。并且，鉴定内容还显示涉案农药“产品在案涉条件下使用对涉案高粱直接的减产危害幅度是22%(直接危害)”。

　　而生产厂家工作人员则表示，对其生产农药被指“涉假”问题并不知情，也不接受与此相关的新闻采访。

　　据我国《刑法》规定，若假农药导致损害超过2万元，则可构成刑事犯罪。

　　一案涉多地的跨域难题破解之策

　　案涉农药生产、销售和使用分别涉及山东、河北、安徽三省，多地都有管辖权，但在王成看来，这些地方又或都“没有管辖权一样”。

　　首都师范大学刑法专业教授、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肖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刑事案件以犯罪地管辖，犯罪地是广义概念，包括生产、销售使用地，这三个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有管辖权。实践中，一般由最先接到报案的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管辖，也可由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主要犯罪地通常是犯罪行为实施最集中、最关键证据所在地。

　　若出现多个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争相办理或推脱同一案件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肖怡称，对管辖不明确或者有争议的刑事案件，可以由有关公安机关协商，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对于当事人的举报，公安机关做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可先向原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如果对原机关的复议结果仍然不服，可以继续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若仍被驳回，可以向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同级的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对于受假农药等农资侵害的受害人，我国《刑法》中“先刑后民”原则是否会影响追回赔偿款进度?

　　肖怡表示，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涉刑情形，移送材料给公安机关，并不必然导致民事案件中止审理。只有当刑事案件审理内容与民事案件审理内容为同一事实，如假农药的认定问题，才应按“先刑后民”原则裁定中止民事审理，防止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矛盾。

　　假农药问题，不仅关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乎粮食安全与农业稳定发展。在遇假维权道路上，虽有困境与分歧，但多途径的维权方式、明确的规则指引以及跨域案件的妥善处理机制，将为农民群众及种植经营者撑起了一把坚实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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